西南联大和玉溪的故事⑯ | 邢公畹《红河日记》与玉溪

1943年2月，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应石佛铁路（石屏至佛海的铁路）筹备委员会委托，对拟建中的铁路沿线社会经济情况做一次全面调查。为此，邢公畹与陶云逵（中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黎国彬（翻译家、历史学家）等西南联大师生前往新平、元江等地，开展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此行，邢公畹留下了宝贵的原始记录《红河日记》，并以调查经历为素材，创作了小说集《红河之月》，为后人勾画了一幅西南边疆社会的人文风貌图，也为他与玉溪的交集留下真实、鲜活的历史痕迹。

邢公畹

邢公畹（1914年－2004年），原名邢庆兰，生于安徽安庆，祖籍江苏高淳，著名语言学家、汉藏比较语言学大师。历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员、莫斯科大学教授、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邢公畹1937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后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师从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研习汉藏语历史比较研究。在史语所，邢公畹接受了严格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汉藏语学训练，并深入西南民族地区做语言调查。1942年从中研院史语所毕业后，邢公畹执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同时在刚创建的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工作，与冯文潜、陶云逵等成为研究室及《边疆人文》刊物的创始成员。

邢公畹合影

这一时期邢公畹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语言，发表了一系列历史语言方面的论著。1942年至1943年间，他在《边疆人文》上先后发表了《远羊寨仲歌记音》《台语中的助词luk和汉语中的“子、儿”》《〈诗经〉“中”字倒置问题》等9篇学术文章；同时与罗常培（可参见《西南联大和玉溪的故事⑬罗常培与玉溪方言》）合作，用古音拟注唐诗，油印出版了《唐诗拟音百首》。

邢公畹从对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传统存续的关怀角度入手，将少数民族语言视为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一部分来加以研究，对边疆民族的生存状况及文化的存续寄予深切的同情。新中国成立后，邢公畹一直致力于汉藏语系语言比较和语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首次提出了“对应同源体系”的研究方法，此后，他又不断地对这种方法加以修正补充，最终创立了“语义学比较法”。

邢公畹著作

1943年2月16日至7月9日，邢公畹历时近五个月对滇中红河流域彝族、傣族语言文化进行调查，以日记形式真实记录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玉溪、峨山、新平、元江等县民众的生活状况，描摹出“彩云之南”红河上游少数民族往昔惨痛生活和绚烂多彩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以及风俗风貌。

邢公畹在日记中写道：“二月十六日，久蓄调查云南境内红河两岸摆夷语言之意……今日午后二时，黎君国彬来，渠为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同事，此次拟渡红河至漠沙，漠沙者新平县属之一乡也……渠语余至玉溪之车票已定好，每张国币二百五十元，明日已可成行，极喜悦。”

在经玉溪、峨山前往新平的途中，邢公畹记述道：“二月十七日，十二时，过昆阳，一时许即抵玉溪，宿丰盛旅馆。饭后，偕黎君往县政府……县政府秘书说，玉溪境内极为安全，惟峨山境内或有发生意外的可能，然亦只是‘毛毛贼’而矣。”

“二月十八日，十一时许，在研和街午餐。研和为一小镇，有街一条，人家不足一百，环以土垣，前后有高门，石额上刻‘古研和邑’四个大字。今日街期，极热闹……下午六时许，过一长木桥，约一百公尺，桥上有栏杆，漆土红色，并有顶，上覆以瓦。过桥后，即入峨山城（县境）……夜访前教育局长管书忱先生，承导见县长崔崇，言谈中告知：由峨山至新平道中，凡峨山所属地区皆极安全，入新平界或有毛毛贼。”

日记中有与地方官府沟通的记录，也有对沿途风物美景的记录：“二月十九日，午饭后，与黎君步出南关（来熏门），晴光明朗，余着羊毛衫颇感燥热。傍小溪行，桃花照水，柳丝拂桥，大似江南春暮。约里许，得一古庙。庙依山建，初进为灵官殿，稍升为观音阁，最上为玉皇阁。面阁为一戏台，登台凭栏，远处青山如黛，菜花千里，风动薰香，触人心绪。”

红河谷地海拔低、气候炎热，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炎瘴流行，当地人寿命都不高，有的村寨男子平均年龄只有三十五六岁，女子寿数高的也不过半百。行进十多日，邢公畹一行进入调查区域：“二月二十八日，下一高山坡后，即入一谷地，气候顿觉闷热，由此即进入摆夷区域矣。”在调查中，邢公畹深切体会到农村瘟疫肆虐、缺医少药的境况。配合开展民间故事调查收集的当地老人白成章向邢公畹讲述了自己患病的经历，他说漠沙的痧病很多，有麻布痧、大黑痧、黑风疹、泥树疹等。人若染上诸痧，必须立刻救治，不然片刻毙命。邢公畹认为：“诸痧中大半或皆系恶性疟，渠等赤脚裸臂工作水田中，极易罹致也。”

完成新平的调查后，邢公畹启程前往元江：“五月一日，行约四十里，抵大拉马，此即元江境矣。在保长白玉堂家午餐，餐后漠沙二保丁别余等返，白保长遣保丁四名，携带长枪四支、短枪二支相送，云前路不甚平静。”

日记里亦可见邢公畹的所思：“元江摆夷人全坝，皆收眼底。阡陌间各村屋舍俨然，丛林环之，小河如带；早稻已熟，新谷方青，葱绿鹅黄，满布谷中，诚如Dodd氏所称，为一极可人之绿色山谷也。余忽思及，艺术上及哲学上之境界（包含观察中的着意之点及表现法等），每随辛勤学习，日渐层层高起，其所臻者愈高，则所得者愈深，所体者愈广，逐渐能接触生命之根本矣。方其高升一层时，下视昔日之所沾沾者，往往自笑。”

在近五个月的调查中，邢公畹历尽艰险，还患上疟疾，他感触至深：“呜呼，我辈作非汉族人文调查工作者，须与饥渴劳顿战，与流行疾病战，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恶势力周旋，与一切误会周旋，有时且须使用武器，与匪盗交手，箐密山高，暑途千里，得此区区材料，实大不易也……回忆余所经历，各地方当局对祖国文化研究，如此之漠视、且如此其仇视，当为新中国建立中之一大障碍也。”透过《红河日记》，我们可以感受到邢公畹对科学的执着，对少数民族同胞的平等热爱，对腐朽统治者的鄙夷和对国家、民族的忧忱。

这次红河之行，邢公畹成书两部，一部是重要的语言学专著《红河上游傣雅语》，另一部是其小说创作巅峰之作小说集《红河之月》。有趣的是，《红河之月》中的许多小说人物、小说情节，在《红河日记》中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红河日记》可以说是《红河之月》的姊妹篇，可使读者对抗战时期的历史情况以及西南联大文化人类学调查研究的情况有更真实、详尽地了解。

1946年南开大学复校天津，次年邢公畹任南开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51年升任教授。复校后的边疆人文研究室更名为汉语侗傣语研究室，由邢公畹先生主持，1981年成为我国首批博士学位授权单位，这也是我国首批语言学博士点中唯一的少数民族语言学专业，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的第一个博士点专业，邢公畹也成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

南开大学是国内和国际汉藏语研究的重镇。把民族语言作为重要的研究领域，这在综合性大学中并不多见。因为南开大学具有民族语言研究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是邢公畹以自己数十年的调查研究实践，形成并不断传承下来的。

邢公畹专著

邢公畹博学多才、视野开阔，他特别强调学术要突破“境界”，常以荀子“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迁之”（《荀子·大略》）来比喻治学，说“如蜕者，如蛇蝉之蜕也。旧之所学，如拘泥于壳内；所得日多，则破壳翻然离去，境界异矣”。他不断吸取国际学界最新信息，以深厚的“小学”功底治汉藏语历史比较，不断突破自己、开拓前进，愈老弥新，始终站在学术前沿。

“学贯古今，砚中春秋五十；薪传南北，帷下弟子三千。”1988年邢先生执教50周年之际，南开大学赠送的荣誉证书这样写道。如今邢公畹先生的亲炙弟子都已独当一面，续写着先生开创的学术事业的辉煌。而邢公畹曾经到过的滇中玉溪已于1998年撤地设市，原来的玉溪县改名红塔区，如今成为云南省人均GDP最高的县区；峨山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县，荣获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卫生县城称号；其日记中提到的花腰傣已成为新平漠沙、嘎洒的重要形象符号，曾经的山野荒地种上了“褚橙”成为农户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元江也成为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卫生县城，当年瘴气弥漫、疟疾横行的景象已不复存在，成为全国著名的“越冬胜地”。

今天，再读邢公畹先生的文字，不论是《红河日记》的真实记录，还是《红河之月》的文史并茂，亦或是《红河上游傣雅语》的语言学专著，都是先生为玉溪留下的丰厚文化语言、民族民俗遗产，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玉溪沧桑巨变的最好见证。

​来源：红塔区融媒体中心（马云龙 周海涛）

编辑：郭雨晨 施怀

审核：周海涛 罗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