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播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云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很多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比如,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故事,闻一多发表“最后的演讲”、舍生取义的故事,“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的故事,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故事等等。要把这些故事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检视初心、滋养初心、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讲好“五个故事”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的政治交办,也是推进理想信念教育的迫切需要。红塔区融媒体中心牢记嘱托,不仅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同时还积极搜集史料,讲好“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故事”,策划推出《西南联大和玉溪的故事》专栏,讲述西南联大教育救国和玉溪的故事,赓续西南联大的红色血脉,传承弘扬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
罗常培与玉溪方言
序
“哇家玉溪高古楼,半截儿矗在云里头。初一去烧香,十五才下楼。抬头望望高古楼,帽子掉在沟沟头。”在玉溪,这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歌谣,以典型的玉溪(现红塔区)方言传唱。
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在杨时逢编著的《云南方言调查报告》(台湾1969年出版)《序》中写道:“离昆明不远西南一点玉溪一带,就有腭塞音读喉塞音的现象。例如‘ge’‘ke’的声母发音时‘塞住’,那么如果是送气的‘k’就得变成个‘h’,不就成了个咳嗽了吗?果然是的。有一次我在一个摊子上听人买东西讲价钱,听他们老是一头儿说话一头儿咳嗽。再细听他们说的话,才听出来凡是有‘溪母洪’音的字都是拿咳嗽当声母。这也是别处少有的现象。”
对玉溪方言进行系统地调查和研究,民国以前未见记载。有记载的第一次科学的、系统的方言调查是在1940年,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展。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常培在其《云南之语言》中曾记述过此事:“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作大规模之系统调查,除记音外,尚灌制音档甚多,惟结果尚未发表,然已知该次所调查单位计有……玉溪(杯湖村、新民村、朱帽营)……”文章在云南方言举例中还专门写了《玉溪方言》,这是现有的系统的研究玉溪方言的第一篇论著,是研究玉溪方言的珍贵资料。
勤奋自成的语言学大师
罗常培
罗常培(1899-1958年),北京人,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历任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4年改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毕生从事语言教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言调查、音韵学研究,与赵元任、李方桂同称为早期中国语言学界的“三巨头”。其著作丰富,有专著10余部,文章100多篇,学术成就对当代中国语言学及音韵学研究影响极为深远。
1913年,罗常培进入中学后,课余师从福建人蔡璋学习速记,学会了22个声母,35个韵母的记法。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并经蔡璋引荐到国会众议院秘书厅速记科任速记员。国会议员来自全国各地,发言时语音庞杂,罗常培很喜欢听外省人讲话,喜欢学他们说话,甚至学会了湖北话。担任速记员的经历,让罗常培养成了敏锐的辨别方音的能力,也让他对拼音、记音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为将来研究语言学打下了基础。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北京形势险恶,许多学者心情忧忿,纷纷离京。此时厦门大学托林语堂邀请北京学者到厦大讲学,于是罗常培同鲁迅、沈兼士等人南下到福建厦门大学任教,讲授“经学通论”“中国音韵学沿革”等课程。在这里他开始研读西方语音学名著,并尝试用语音学观点来解释之前音韵学讲义中一些模糊笼统的地方。他用生理学、物理学原理,把音韵学中的“声”“韵”“调”“反切”等基本概念加以剖析,使人容易理解,从而使音韵学这门传统学问与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结合了起来。
1927年秋,罗常培任中山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开设“音韵学”“等韵研究”“音韵学史”等课程。1928年,罗常培认识了语言学大师赵元任,他向赵元任请教解疑,并切磋其他有关语言学的问题,罗常培说:“赵先生在三天之内把我三年的疑问解决了。”二人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罗常培称他们“介于师友之间”。同年,罗常培与傅斯年、赵元任、李方桂一起参加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备工作。
1929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罗常培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专职研究员,致力于音韵学和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史语所7年间(1929-1935年)写出了《厦门音系》《临川音系》《唐五代西北方言》《国音字母演进史》4部专著,论文14篇,还与赵元任一起调查了徽州6县方言,编出《汉魏六朝韵谱》和《经典释文》反切长篇,与赵元任、李方桂合译瑞典汉学大家高本汉名著《中国音韵学研究》。
罗常培文集
1934年,罗常培由中央研究院借聘到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并代理中文系日常事务。1936年起,罗常培兼任北大中文系主任。
南渡昆明研究云南方言
1937年“七·七事变”后,罗常培到昆明西南联大任职,在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开设了“中国语文专题研究(经典释文音切考)”“现代方言”“比较语音学”“训诂学”“中国音韵史专题研究”等课程,在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开设了“声韵学概要”课程。
罗常培在录制方言
1943 年,罗常培在发表于《边政公论》第 2 卷第 9、10 期合刊的《语言学在云南》一文中,详列其自 1938 年至 1943 年间对云南民族语言与汉语方言的调查成果,将这些丰富的田野资料归纳为5 纲 41 目的完整体系。同时,他还建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加大云南汉语方言调查力度。为此中央研究院与北大语音乐律研究所组织人力,从1939年起,历时5年,共调查了云南省98个县123个方言点,写出了报告及论文40余篇,为后来研究汉藏系语言的工作奠定了基石。
《云南之语言》与玉溪方言
云南史地辑要
1944年,罗常培在《云南史地辑要》发表《云南之语言》。此文辨析精微、引例翔实,是云南语言研究史上首次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开展的全面研究,准确而系统的梳理了云南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特点、分区及系属。
汉语方言一章分析了云南方言的地位、分区,并举昆明、大理、玉溪、巧家4县为例说明云南汉语方言的特点为:音系简单,阳韵尾的鼻音多变为鼻化韵,在无入声调的方言中,古入声归阳平,各地方言词汇互异,语法大同小异。
罗常培在文中记述:“云南方言之音系与国语甚为近似,且更趋简单。如玉溪、通海一带……声母或以元音起头之开口字,玉溪、通海皆读作喉头破裂声母,故‘街’之与‘哀’,‘告’之与‘傲’,‘干’之与‘暗’,‘钩’之与‘欧’,‘狗’之与‘呕’,皆为同音……云南方言中另一共同现象,即阳韵尾之鼻收声多变为鼻化韵,或甚至消失……故‘关’‘光’不分,‘名’‘明’同读,皆因韵味收声变为鼻化韵所致。”
关于玉溪方言,罗常培从声母、韵母、声调三个方面做了详细解读。
玉溪话有声母24个(包括零声母),普通话有声母22个(包括零声母)。在玉溪话中,“w”只有本音读“w”,与其它韵母组合时,如“魏胃畏”等字的发音为“v”;尖团音不分;zhi、chi、shi、ri发音为舌面与颚龈相接所发,接近zi、ci、si。
韵母中,uan、un、uang同音;e、o同音,无uo音;ai、ei同音,“败”与“背”不分;ong、eng常常发相同音;无撮嘴音,“叶”和“月”同音,“元”和“严”同音。
声调中,玉溪声调亦分阴平、阳平、上、去四类,阴平为高平调,与国语同。阳平有似国语之去声,惟起点略低于国语之去声而略高于昆明之阳平。上声为高降调,去声为低降调。
后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罗常培以现代科学方法深耕云南语言研究,其成果对玉溪方言研究极具价值。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省教育厅方言普查队在1958年进行了第二次有组织的玉溪方言调查;1984年,玉溪师专(现玉溪师范学院)和玉溪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共同组织了第三次玉溪方言调查。
时至今日,随着普通话的全面推广与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年轻一代的玉溪方言已逐步向昆明话靠拢,演化出新派玉溪话的特征;唯有年长群体的口语中,仍完整保留着老派玉溪方言的风貌。光阴荏苒,这份方言独有的特质恐将慢慢淡去,在时光淘洗中孕育出新的语言表征。
来源:红塔区融媒体中心(马云龙 周海涛)
编辑:郭雨晨
审核:陈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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