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和玉溪的故事⑨ | 王旦东与西南联大

聂耳1932年在北京颐和园

聂耳在1932年10月14日的日记里第一次写到王旦东：“今天是我主席，讨论一个组织大纲便占去一点多钟，王浩兰（王旦东表妹）也出席。和老丹（聂耳对王旦东的昵称）到艺院领文凭，四处参观了一周。”

后来，聂耳在1932年10月的15日、20日、27日日记中也提到王旦东。经王旦东介绍，聂耳在北平积极参与了左翼文化活动，主要任务是筹建北平乐联。开筹备会、草拟组织大纲、成立大会的准备，这些工作主要都交由聂耳主持。在经过严密的筹备后，北平乐联于1932年10月下旬正式成立，王旦东担任主持并报告了筹备工作情况。这段时间里，二人朝夕相处，参加了不少演出和宣传活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聂耳和王旦东的朋友、后曾任云南省文化局局长的陆万美在《聂耳在北平》一文中也有着对他们两人的回忆：“聂耳在北平的左翼文艺活动中，主要做了两件事：积极参加“北平乐联”的筹建工作；参加了两次影响较大、令人难忘的戏剧演出。”

聂耳1932年11月8日回到了上海，并于1933年初，由田汉和赵铭彝介绍、夏衍监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聂耳不仅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艺术才华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成为中国新音乐的开路先锋和反法西斯的勇士。

王旦东和王浩兰的《聂耳在上海创作和学习的片断回忆》一文中记录了聂耳创作歌曲的一些情况。

一是创作《码头工人》：“记得那是1934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们到黄浦滩公园去散步。走到码头那边，无意间看到聂耳靠在码头上的矮墙边，右耳上面夹着半截铅笔，手里拿一个硬壳抄本，正专心致志地在倾听着什么，不时摘下铅笔飞快地在本子上记着什么。”过了几天，聂耳来到王旦东他们住地玩，才说那天他是去创作《码头工人》的，而且一连几天都去了码头。

二是创作《新女性》：“1934年底，聂耳接受《新女性》的作曲任务，开始时他感到比较困难。他对旦东说：‘我对女工生活和生产情况不熟悉，歌词又长，情绪的表现很复杂，不易掌握……’但他还是毅然承担下来。”据王旦东回忆，聂耳为了熟悉女工情况，每天三四点钟就起床，冒着严寒、饿着肚子，跑到泸西小沙渡路、胶州路和澳门路一带的纱厂去体验生活，经过艰苦的采风、创作，终于完成了《新女性》的作曲任务。

这时的聂耳显得那么成熟、坚定和执着，极大地感染了王旦东。

1935年4月聂耳被迫离开上海去日本，王旦东不久也离开上海。两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分别会成为永别。

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成立，王旦东被选为该会负责人之一。他四方奔走发动戏剧界人士组织义演筹资，为抗日将士募集寒衣、物品，积极支援抗日前线。1939年7月13日，曹禺应“国防剧社”之聘，来昆导演《原野》《黑字二十八》，王旦东积极参与联合排演、角色饰演，在两部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曹禺和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孙毓棠以及联大剧团共同推动了两部话剧的成功上演。

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昆明文艺界的活动开展得极为活跃，王旦东通过话剧，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开展党的统战工作，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从而促进了云南话剧文化的飞速发展。